从2008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债务评级开始，希腊债务危机爆发，一路负面发展，并逐渐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。今年7月份以来，欧债危机愈演愈烈，甚至威胁到欧洲银行业的发展，并呈现出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的态势。欧洲国家如何战胜债务危机、走出困境，不仅是欧洲人的关切，也是中国百姓关注的话题。

　　10月下旬，欧洲领导人就欧债危机解决方案终于达成一揽子协议，为欧洲走出危机带来希望，但是要完成协议中的方案需要巨额的资金，欧洲把目光转向外援。中国外交部表示，不存在中国拯救欧洲的问题，欧洲有能力自救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中国和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有着巨大差异。近日中国媒体聚焦这一问题，分析欧债危机引发的“中国思考”.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，媒体从这个角度解读欧债危机并指出中国社会面临的任务和挑战，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。反过来看，对比中国和欧洲国家福利制度的巨大差异，对于欧洲国家如何实施自救也带来不少启示。

　　我们来看案例。被认为欧洲最勤勉的德国人每周上班4天至5天，一天有4.5小时午休和喝咖啡时间，人均年休假173天。德国用于养老金等社会福利的负债高达5万亿欧元。

　　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测算，欧洲国家占据全球薪酬最高国家“前三甲”、几乎全覆盖的免费医疗、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0%左右，其中法国高达70%.

　　再看中国的例子。43岁的中国甘肃人李代松3年前来北京打工，一双儿女都在老家。上个月施工时摔伤了手臂，除工地上赔偿的一部分外，其余800多元都是自己出。他有“三盼”:农民工看病减负、孩子跟来北京有学上、收入能提高一些好给父母养老。

　　中国和欧洲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，福利制度的差异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解释。中国正在通过多种方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，尤其是在如何补上历史欠账、做实社会保险账户等方面，还有诸多现实而迫切的挑战。中国远没有到必须警惕类似于欧洲高福利风险的时候。中国的财政支出适时适度向民生保障倾斜、提高中国民众的福利水平，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。

　　从欧洲来看，“寅吃卯粮”的高福利制度却显然成为引发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　　欧洲各国的发展存在差异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又甚为密切，这就使资源、资金积聚在经济发展好、安全性高的地区，使得欧洲各国形成了二元结构。过去20年的良好发展又让欧洲过度自信，过度消费，这种高消费的格局必须由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来维持，这些国家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都用于转移支付，来维持它的社会福利制度。在金融危机爆发，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，社会福利支出并未相应降低，致使本就不够富裕的政府财政更加恶劣，财政赤字猛增，导致了债务危机。所以，要求别的国家参与救助欧洲的前提是欧洲自救。

　　那么，陷入债务困境的欧洲国家应该如何自救呢？
　西方谚语说“God helps who helps themselves”（自助者天助之）。欧洲要想走出困境，必须先实施有效的自救。对于如何自救，笔者的观点是严格的财政紧缩计划和深刻的结构性改革双管齐下，既要节流，更要开源。危机国家必须要在充分落实提高税收、降低福利、减少财政支出等紧缩性政策的同时，进行深刻的结构性改革，释放被保护的产业，要求工人延长劳动时间，提高生产率，让那些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产业和国家重新取得市场竞争力，以实现经济的增长。

　　当然，不管是财政的紧缩，还是结构性改革，对于欧洲各国都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，需要民众放弃目前低产出、高享受的生活，需要有绝对领导力的政府来推行政策，积极地去引领民意，而不仅仅是为了保住执政地位而简单地顺从民意。这个打破旧体制、建立新格局的过程是必需的，是欧洲各国领导人和欧洲人民必须去承担的，简单地想通过赖账、违约，或者完全的外部救助是无法完成救赎的。

　　欧洲必须解决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不匹配、不均衡的根本问题。否则，一边哭喊缺钱、请求援助，一边又让国民过着不劳作、高享受的生活，这是不符合道理的，更没有国家会愿意为此买单。

　　如果欧洲的内部矛盾没有解决，或者说没有一个实质性的、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，那么，他国盲目的注资就如抱薪救火，结果就是无畏地牺牲本国的利益让欧洲享受，并且这个窟窿的填补是没有尽头的。欧洲以外的国家显然没有这样做的理由和必要。

　　中国的对外投资必须要有充足的担保和合理的回报。同时作为债权国，就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地位和话语权。

　　从长期来看，一个财政稳健的欧洲，一个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能与美元抗衡的欧元符合中国的利益。打破美国和美元一统天下的垄断地位，有利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。因此，中国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拿出切实的自救措施，尽早走出债务困境，实现经济复苏。